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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莉自述支教经历:患癌的我与支教的那些日子

2019-08-13 07:56:18    来源:大庆网    编辑:石 晶

原标题:支教的日子

    ——刘莉自述支教经历

  刘莉:原电力集团供电公司星火工区党委书记;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大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;著有散文集《大庆往事》,小说集《开满鲜花的原野》等。

全班同学挤在一处看电影。我们看了《草房子》《放牛班的春天》《音乐之声》……

  有一天阿花说,老师,等我长大了,我买一辆车,拉着全班同学去东北找你!

  我想起开学那天,他们问我能否活到他们长大。我连忙转过脸去,眼睛感到一阵热辣,胸腔里的胀痛再一次袭来……

  

  去支教的想法在六七年之前就有了,那时我面临着企业内退,开始憧憬不用上班的生活。2014年4月18日,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当时的想法太多太多——读书、写作、旅行、学琴学画等等,而“支教”算是最浪漫的,浪漫到有些不靠谱,似乎这样的事情只存在于想象中,想起来,就热血沸腾一阵。

  的确如此,从有想法到真正去实现,这中间隔着千山万水。拿我所在的支教机构“好友营”来说,每学期招募40人左右,进了门坎的报名者会达到10倍以上,可是90%的人最终还是放弃了。而我在内退以后的几年里,连报名都没试过。这毕竟是个梦,去不去、什么时候去,还不一定呢,反正生命的路还很长。

  2017年3月,我失去一片肺叶,寿命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长了,这给了我一个对生命重新思考的机会。我回忆手术之初的那几天,身上插满了管子,心跳、血压、血氧等生命体征都被各种仪器监护着。

  可是我每呼吸一次就如上刀山般的疼痛却没有任何仪器可以测量,至于精神上的指标就更谈不上——医疗仪器只管我的肉体。而那仪器是分不出我和他人的,所有人的指标都是一样的,只有它们管不着、管不到的才是区别于别人的“我”。

  所以,那时我就想,如果有幸还能活上一些年月,定要尽可能地让每一天的时光都有灵魂的关照。

  这时,“支教”像个火星上的朋友,真的向我走来了。

谁说他们不懂音乐!当我放出《外星人》的主题曲时,他做出了这个动作。

  

  2018年10月,我瞒着去海南过冬的母亲,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,一意孤行地提交了报名表。

  当然“身体健康”这个硬指标我没有如实填写,这意味着我在5个月的支教过程中必须是个“好人”。

  接下来要面对机构打给家人的确认电话,而这时丈夫表示决不接这个电话。这个环节我一拖再拖,迟迟不肯把丈夫的电话交给机构,几乎到了最后时刻,我不得不用威逼、要挟等手段强迫丈夫依了我。

  转过年春节过后,经过十天的岗前培训,我被分到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岭脚洞村沈家小学,担任四年级班主任负责语文以及科学、音乐等副科的教学。

  沈家小学是村级学校,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校,九十年代荒废。

  2008年经当地教育局争取、“好友营”支教组织接手,学校才得以恢复教学。“好友营”每期派六到七名支教老师,支撑周边村落近百名学生一到四年级的义务教育,这些孩子绝大多数都是“留守儿童”。

  我要接管的这个班是各支教点中唯一的四年级,由9名男生、3名女生组成。领到任务后,几名留任老师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,原来这个班是出了名的纪律涣散,班里的“四大金刚”吸烟、打牌、玩游戏、嚼槟榔……基础差,少家教、没礼貌,上课随意,下课疯闹,经常把老师气哭气跑。

  听到这些,我有点打怵了,没想到机构这么信任我,把这个“重担”交给了我。

  我询问有经验的老师,孩子们都怕什么?回答是:除了学习,什么都不怕。

“四大金刚”基础差、认字少,对“全是字”的“大书”望洋兴叹,我就鼓励他们读绘本。

  三

  2月23日,我和另外5名90后老师来到支教点。

  这是个被群山怀抱的小村子,到处郁郁葱葱,明黄色的土坯老屋与新建的小楼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,窄窄的水泥路把几十户人家串联起来,学校建在村中心高岗上,与坡下的沈家祠堂相望。

  来到校门口,天色已晚,一位高大健壮、脸膛黝黑的男人迎接我们,经介绍知道他是村长。大门两旁柱子上新贴的大红对联像两个会说拜年话的保镖,可不是嘛,正月还没出呢。

  校园由两栋老式瓦房和一栋二层教学楼围成一个三合院,老房子是教师宿舍、厨房等生活区。我们放下东西,来不及收拾,就被邀请到村里原代课老师家吃晚饭。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当地名吃,血鸭、酿豆腐和自制腊肉,我对湖南乡村菜肴产生了好感。

  湘南的二月,已进入春季,白天艳阳高照,到了夜晚,却彻骨般的阴寒。那一夜我和衣躺在床上,还在想如何与这群“小恶魔”见面,如何给他们一个“下马威”;又想起培训结束时我分享的感言——“用美育开启孩子们的心灵,打开他们的精神世界”,到了实地是否有可操作性?但我非常赞同机构提出的“成长大于成绩”的乡村支教理念,这与我的想法是契合的,关键就看我能否落实。

  这一夜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,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,我是被屋后的鸟鸣、鸡叫声吵醒的。当看到一缕阳光从宽大的门缝中射进来,再环顾这间墙上是水泥黑板、曾经当过教室的土屋的时候,有些恍惚,再一看自己的身上——还穿着棉衣。

  

  在四年级教室里,我终于见到了12个宝贝。也许是开学第一天吧,他们的脸白白净净,穿得也很整洁,相貌也周正,与城市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,没一点“恶魔”气。

  我先向他们介绍了自己,当我说出自己年龄时,一个声音说:“哇!你那么大年纪了?比我奶奶还老!”我有点后悔,但也收不回了。

  接着我让他们按顺序介绍自己,主要是喜欢和不喜欢什么,除了三名女生,其他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最喜欢玩手机(游戏),最不喜欢写作业。我说希望未来相处愉快,并留下美好记忆,说不定长大以后我还会帮到你们。这时又有一个声音说:“老师,那时你还活着吗?”

  这次我无语了。他们当然不知道我是癌症患者,仅凭常识判断而已。我感觉这次见面是他们给了我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
  每天从早七点进教室陪学生早读开始,到放学后看着他们写完作业离校,一天工作差不多有12个小时。

  一周下来,我只感到累,太累太累了,尤其是说话太多、声音太大,这都是费气的,每天第二节课就开始胸痛。

  学生们一走我一句话都不想说了,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想接。

  我尝试上课不大声说话,但是行不通,一小声就会被他们压下去,我停下他们就停下,我开始讲他们就开始讲,只有“大喝一声”才有片刻的安宁,新定的班规也不管用。

  我每大喊一声都觉得气管要爆裂,真不知道术后重新连接的气管是否长得结实,我觉得这样下去我也许会死在讲台上。

  这时我想到了辞职,当初我也答应过家人,万一不适应就放弃,再说支教老师当中也有这个先例。

  母亲是个老教师,当得知我已经到达支教点,非要弟弟开车提前从海南出发到这里帮我管理学生。我不想让母亲看到我的狼狈,坚决制止了她。但是她对于我说的“轻松加愉快”还是半信半疑,所以三月底他们从海南回东北时还是来了。

  母亲说要住在这里不走了,即使不用帮我管学生,也要给我做饭照顾我。

  她来时给学生买了衣服,为教室、办公室写了书法作品。她还给孩子们上了一节思想品德课。我知道,她是想让他们听话,少气我一些。那堂课上得很成功,全程鸦雀无声,孩子们一个个坐姿端正,眼睛瞪得溜圆。

  我陪母亲和弟弟在镇上宾馆住了一夜,弟弟私下里问我,真如我所说的那么好吗?我咬着牙点头。母亲被我哄骗着走了,我还是选择了留下。

  

  在尝试了很多办法后,我发现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纪律竞赛比较奏效,因为他们都很有集体荣誉感。

  我把“四大金刚”分到一个组,让他们共同进步,又让他们在板报上签名承诺接受大家监督。

  课堂慢慢回到了我的手中。

  接下来我的“美育计划”也得以实施,音乐课除了教唱歌以外,还给他们欣赏交响乐——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童话《彼得与狼》,他们很快就能听出各种乐器的音色和七八个角色的旋律。

  当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》奏响时,他们面露悲情,说好像死人了;当维瓦尔蒂的《四季·春》奏响时,他们说有小草发芽了,小鸟在飞,好高兴啊……我让他们看了电影《草房子》《放牛班的春天》《音乐之声》《血战钢锯岭》……他们一边看我一边讲解。

  大庆的好友——著名自然主义作家黑鹤先生得知我来支教,分三次捐赠儿童图书150册,还把自己的畅销书给每个孩子签送了一本。书中黑鹤俊朗的形象、传奇的经历,再加上我对他的介绍,激发了孩子们阅读他作品的兴趣,这与机构倡导的“整本书阅读”一拍即合。

  “好友营”创始人、“中国好人”称号获得者伍景勋先生来到沈家小学,很支持我的做法,还为孩子们上了一堂黑鹤作品阅读课,高度评价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,对他们人手一册作者的签名书表示羡慕,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更高了。

  从那以后,早读和午读两个小时,我不允许他们写作业,也不让他们读课本。

  我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即使不上大学,只要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,你照样是个优秀的人,但阅读之初常常要强迫自己进入,只要读进去了就会体会到阅读的美妙。”

  孩子们把这句“刘氏名言”记到了语文书的扉页上。从那以后,放学不带书包的学生手里也多了一本书。

  最先读完黑鹤作品的是江校炜同学,他只用了12天,我立即奖励他一个书包,接下来每天都有报告读完的。为了检验他们是否读完读懂,每天中午抽出20分钟让他们分享作品故事,之后会给小组加分。

  除了“四大金刚”以外,其他同学都分享了出来。

  黑鹤的作品读完了,孩子们的阅读热情持续高涨,小书架上的书很快就被借空了,校图书室的书也被搬来了。

  同学之间经常互相打探读书的数量,暗中叫劲,一时形成了“飙书”现象。

  “四大金刚”基础差、认字少,对“全是字”的“大书”望洋兴叹,但他们也有阅读的愿望,也想分享故事给小组加分,我就鼓励他们读绘本。读“大书”的同学不干了,薄薄的几页图画书怎么能和“字书”相提并论呢?

  我就规定:读10册绘本算1本,“字书”10到20万字算一本。

  当江校炜搬着砖头般厚重的《帝国》问我算几本时,我看了一眼版权页上的字数,果断地说算6本,他高兴地在借书单上签了名。但接下来即使是“强迫自己进入”,可还是因为人物众多、场景宏大等原因,他只读到150页就放弃了。

  谁知郑裕斌同学却不信邪,步他后尘成了这本书的“接盘侠”,当他用一个多月时间读完《帝国》的时候,我也给他发了一个书包,理由就是“敢于触碰大部头”。

  到学期末,阅读量最多的已经达到62本,连“四大金刚”也突破了5本。午读分享会由二十分钟变成了一个小时,由头天报名分享到按顺序全员参加,他们每天为小组加分,真是皆大欢喜。

  12个书包也分别以不同的理由各归其主:获得“书香少年”称号的学生有6名,其它都是我巧立的名目:“改掉作业拖延不良习惯”、“兑现纪律承诺”、“老师小助手”、“改掉‘咬指甲’不良习惯初见成效”等等,不知他们拿着写有这些名堂的奖状回家时愿不愿意贴在墙上。

  

  “疯狂”的阅读让孩子们的理解力快速上升,课堂上我讲的知识量越来越大,他们能听懂并且很喜欢听,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。作文课上最先见到效果。开学之初,我让他们写200字的作文,他们都叫苦连天。到期末时一篇想象式作文,班里有3个孩子写的超过千字。裕斌、雨晴、校炜、佳慧等同学的作文总是当做范文来读,连4个“小恶魔”都经常受表扬。

  期中考试,我们班的语数外成绩全面提升,县排名比上一学年前移30到40名。

  这时,我懂得了一个道理,虽然“成长比成绩更重要”,但成长了也会带动成绩的提升。

  临近期末了,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和孩子们说一些伤感的话。有一天阿花说:“老师,等我长大了,我买一辆车,拉着全班同学去东北找你!”我想起开学那天,他们问我能否活到他们长大时的情景。我连忙转过脸去,眼睛感到一阵热辣,胸腔里的胀痛再一次袭来……

  大庆日报记者 白玉兰 照片由被采访者提供

关键词:支教 刘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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